就在这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末，伟大的孔子诞生了！他在寻求富国安民、天下太平之道的过程中，突然感悟到社会崩溃的症结在于优秀中华文化的失传！“于是独取先王之法，诵而传之以昭后世”（《四书集注.大学章句序》）。惨痛的历史教训，使孔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“此谓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。”（《大学》）这是孔子综观自尧舜禹、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进程，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。
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起起伏伏地前进？为什么成功的治国方略不会被后来的所有继承人来延续？为什么一个百姓祥和、安居乐业的国家会变得腐败、民不聊生而最终被灭亡？他发现了在那个历史时期，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原因，就是一国之主的决定性作用。一国之主的一句话可以颠覆整个国家，一国之主的一个作为也可以安邦定国。因此想要政治清明，国家安定，百姓安乐——当政之人是第一因素。
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（《中庸》）。治理国家的文韬武略，都已经刻在竹简、木版之上。但是人在的时候，这种政策就可以得到执行；人不在了，这种政策也随之而去。怎样才可以令符合大道、代表广大百姓利益的政策能够延续、光大？只有取决于当政者的“修身”，这是一个唯一的别无选择的办法：
“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”（《中庸》）。要想使社会安定、政通人和、长治久安，那就需要天下每一个人，从“天子”到“庶人”，都要以修身作为自己人生的根本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（《大学》）。为什么要修身？怎样修身？怎样才能完成“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、“止于至善”的人生轨迹等等命题，都与《周易》义理紧密相关，由个人的宇宙观到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以至于到怎样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从而建立长治久安的人类社会——这就是孔子学说的主要宗旨。
这些道理周易里都包涵了：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备悉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”，而且先贤们早就执行了，孔子说没有什么新的道理要发明的了，只能“述而不作”了！孔子自我评价道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（《论语•述而第七》）孔子说，我只是记述先圣的经典之说，并没有自己的创新制作。因为我崇尚古圣贤的道德文章、精神追求，这种做法我自以为与老彭相似吧。
其实“述而不作”实在是孔子自谦的表达，朱熹的点评甚是中的：“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。其事虽述，而功则倍于作矣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。朱熹提醒后世，孔老夫子的这种述而不作，比起别人的创新制作的功绩，不知要大多少倍！因为他不仅是集古人之大成，而且其中有着孔老夫子自己的综合、归纳、提升、取舍，后人不可不知啊。
事实正是，在这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动乱中，孔子收集了已经散落轶失的先王之道先贤之法，进行了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表及本地科学地加工整理，使庞杂无序的各类典籍归为一体，在“易经”大道义理的统领下，形成一个统一、完整、和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。这就是孔老夫子举世无双的贡献。孔子周游列国14年之后返回鲁国，以他68岁的高龄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的抢救之中。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孔子学说开始形成。
68岁至73岁的孔子，在生命的最后5年里，竭尽全力抢救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，删《诗》《书》、订《礼》《乐》、修《春秋》、赞《周易》，弘“教育”，大功告成而欣然离世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，史称六经者，乃孔子“述而不作”之空前绝后之巨作。他赞《周易》。赞者，明也察也。
５０岁的孔子顿悟到易经之理乃“与天地准”“弥纶天地之道”，欣喜不已，一发而不可收地遨游于宇宙天地人之间，探索宇宙之谜、人性本质、历史规律。帛书《易传•要》记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。”则是夫子５６岁之后周游列国时期孜孜求易的写实。
孔子突破了前人的局限。他心目中的“易”，已经不仅仅是伏曦们发明创造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符号系统，也不再仅仅是周文王们趋吉避凶的神机妙算，而是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至高宝典， “察其要者，不■（诡）其德”的“道义之门”。他明确地宣称“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”，他只是“吾求其德而已”。
他“居则观其象，而玩其辞；动则观其乐，而玩其占”反反复复地演练，揣摩其中的因果关系，终于发现了“易”其实告诉人们的是，人间祸福最终决定的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。所以他祭祀寡、卜筮稀，唯求德而已，这就是他与的史巫同途而殊归。“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。”
他深知这种颠覆传统的学说必会遭到世人乃至后世的非议，这又何妨！“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”他照样把他的感悟写了出来，这就是《易传》。他修《春秋》。修者，修正也笔削也。孔子以鲁国为中心，以各国保存的史料为素材，编撰了240余年的近现代史——《春秋》。孔子为什么要编撰这一段历史呢？他自己作了解释，他认为人生在世，最怕的就是到老一事无成，他这一生都在为道行天下而奔波，可是在政治领域中，大道并没有行得通，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。拿什么留给后人呢？于是他决定修史书，他要把自己对历史的评价修到史书中，也就是他要用大道的观点来重新评价历史，正邪善恶重新评说，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个有借鉴价值的真实的历史，这也算是他对后世人的一个交代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？”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。
《春秋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。以鲁国历史为主线，上至鲁隐公（－722年），下讫鲁哀公十四年（－481年），历经十二公，240多年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天文气象、物质生产、社会生活诸方面。记录的范围遍及全中国。每件史实都有准确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的原始记录，可谓谨严之至。《史记》中列举了孔子评价史实的几个例子：“约其文辞而指博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春秋贬之曰‘子’；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讳之曰‘天王狩於河阳’”。
《史记》对孔子的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：“推此类以绳当世。贬损之义，後有王者举而开之。春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”。司马迁认为《春秋》之中充满了正义之理凛然之气，乱臣贼子的狼子野心在孔子的笔削之下原形毕露，哪里还会不恐惧呢？所以《春秋》成为评介当政者是非善恶的准绳而流传后世。对于历史的重新评价，孔子是极其审慎的。过去孔子在位听取诉讼时，他都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共同来措辞，从来不是独自说了算。可是在编撰《春秋》时，他却绝对“一言堂”，《史记》言：“至於为春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。功罪当以千秋论，是功是罪由他一人来承担吧！
孔子如是说：“後世知丘者以春秋，而罪丘者亦以春秋。”他删《诗》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《乐》。删者，减也去也去芜存精者也。定者，勘也定也整理者也。孔子从3000多首收集到的诗歌中筛选出了305首，编辑成了《诗经》。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几千年间流传下来尚可收集到的，尧舜禹夏商周各朝各代由史官所记载的，大约1000多篇的史料中，整理出了100篇，编辑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经典——《尚书》。
他把收集到的3000余篇古诗，按照大道的义理选取了305首，分为“风、雅、颂”三大主题，编辑成《诗经》：“古者诗三千馀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於衽席，故曰‘关雎之乱以为风始，鹿鸣为小雅始，文王为大雅始，清庙为颂始’。”(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)
他为每一首诗都谱了乐曲，这些乐曲的创作都要符合高贵文雅和合之声的要求：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”。孔子的音乐造诣极高，他不仅会谱曲，而且对于音乐的审美见解非同一般，所以孔子归鲁后，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不正的乐风进行了清理，故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後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史载孔子修订了乐经，惜已失传。自上古流传下来的各代史料，到了孔子时代由于周王朝的衰败，史书散落遗失，经过孔子的努力收集，重新编撰成《尚书》和《礼记》。
《史记》曰：“书传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，诗书缺。追迹三代之礼，序书传，上纪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”。孔子的编撰以可信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为依据，不采用不足以为凭的证据，比如他说，只采用杞国、宋国的史料，不足以代表夏朝和商朝的全貌，如果他们的史料记载的很全，那也是可以采用的。孔子这样说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。”孔子并不只是完成史料的编辑，而是观损益而察规律，通过总结人类历史演变的过程，发现其中的规律。因此后人可以以史为鉴，预知后世情况。他说，“观殷夏所损益”，然后“後虽百世可知也”。
“故书传、礼记自孔氏”，《史记》肯定了《尚书》《礼记》是出自孔子之手。孔子教育体系中的“六艺”齐备了：“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”。六艺者，实六经者，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也。（礼乐书数御射乃小学六艺）。最后一项，弘教育者，乃孔子终生从事的伟大事业。
他不仅把优秀的传统文化镌刻在不朽的竹帛上，而且言传身教给三千弟子，以他开创的私学，将这些优秀的文化弘扬光大，源源流传。从而也开创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大法：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颜浊邹之徒，颇受业者甚众”。如是，在孔子的手中，优秀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被抢救保存下来，并且经过孔子的加工整理之后，她的天人合一的科学精神、人本主义、宇宙观、方法论，在中华文化的基石——《易经》以及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春秋》等经典中，得到了弘扬发展、光大承传。至此，具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，揭示人性及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儒学，便在2500多年以前，在那动乱不堪的春秋末年，由伟大的求道者——孔子，把她成全。
